2016/03/16芒果日報--黨國黑幕--鹿窟事件追真相，他領獎金你遭殃
鹿窟基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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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日報/黨國黑幕發掘中心，台灣史料中心】國民黨經常用「清鄉」、「綏靖」這種字眼來掩蓋屠殺與迫害的真面目，甚麼是「清鄉」？清鄉的意思我們看鹿窟事件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就是把人抓光，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東西南北，，接著就嚴刑拷打，刑求取供，是台灣白色恐怖歷史中典型的滅村大逮捕。 為了抓人，這些鷹犬竟然指揮軍隊，侵入村莊，雞仔鳥仔抓到沒半隻，關進鹿窟禪寺，嚴刑拷打，連小學階段的孩子，也難逃魔掌。因此鹿窟村，形同滅村，在地球上消失了。 有記者訪問地方耆老，其實大部分都認為太過離譜。只為了抓幾個所謂的叛亂份子，就要全村的人都抓，一一嚴刑拷打但結果總是這些受難者成為黨國鷹犬的業績，他們就踩著受難者的血跡，繼續升官發財。白色恐怖時期，整肅的人數竟然被當成鷹犬升官的依據，轉型正義，勿忘鹿窟事件！ |
鹿窟基地案，又稱鹿窟事件，事件發生於1952年12月29日，當時台北縣剛選完縣議員的隔日，因政府認定臺北縣石碇鄉一帶有地下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基地活動，由谷正文指揮保密局前往搜捕。政府用包含一個團及一個加強營的兵力，於石碇、汐止與平溪山區，動員一萬多人圍村掠捕村民。[1]為台灣戒嚴時期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件的一部份。
受難者共165人，其中一人現場被軍隊打死，35人死刑。[2]
此事件前後的武裝基地案件，造成受難者四百多人，其中二百多人被判徒刑。石碇玉桂村在此事件及玉桂嶺人民武裝保衛隊陳標等叛亂案中遭受政府清鄉的命運，人口銳減，後與豐田村合併而從地圖上消失。[3]包括呂赫若等人，都在此事件中喪生。後世學者認為被判刑的人中，有許多遭到冤枉，但因這些受牽連的人中，許多為無辜的農民或工人，不曾受過良好教育，由於提不出官方證據，以致到了晚年，仍無法獲得受難補償。
事件始末
根據當年國民官方文件所指出，當時的鹿窟山區有不少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的游擊隊在此活動。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到台灣進行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並選定現今新北市石碇區與汐止區交界的鹿窟作為「北區武裝基地」，由於鹿窟形勢險要，向北經玉桂嶺、坪林，進入姑婆寮、倒吊嶺：向南可以通達新竹、苗栗山區，進可攻，退可守，東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側背，西邊可以威脅台北地區，是建立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蔡孝乾並且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9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其中作家呂赫若據說也參與在鹿窟的基地活動。
鹿窟事件是發生在1952年12月28日晚上，當時正逢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投票日當晚，有一名穿著便衣的警員突然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對台北縣石碇鄉進行戒嚴。
根據當時調查局的調查結果，當時的石碇鄉公所總幹事（即公所秘書）廖木盛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會滲透擔任台灣組織的財政部長，鹿窟村長陳啟旺是台灣組織的主席，公共戶籍員黃碧達是總務部長，共產黨在全省共設有七個據點，石碇鄉鹿窟村是大本營，總指揮官是林松級。軍隊針對石碇鄉實施全面戒嚴後，大肆搜索並逮捕地方人士，全部集中在光明寺的一間不到40坪的房間內，進行拷問毒打，被捕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農人與礦工。
根據統計，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有四百餘位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按照張炎憲研究，約200多人受審，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兒童。
19位未成年的兒童被捕後送至保密局，名義為感訓，實為當奴工。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下女，男孩則當跑腿下人。其中受難者陳皆得的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當年即慘遭槍決，其父廖河則被酷刑得不成人形後，上吊自殺。[3]
研究觀點
冤案觀點
張炎憲等學者認為鹿窟村案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至今尚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另有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但有輿論認為將其稱為「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有不當之處。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其他觀點
中共文史工作者認為：228事件後，台共從1947年的七十餘人發展到1950年最高峰兩千餘人（谷正文語）以來，由於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於1950年三月二次被捕，供出所有台共黨員名單。1952年12月29日，軍警包圍台北縣鹿窟山區，大肆圍捕地下共產黨人，前後四個月逮捕200多人，鹿窟基地是最後一個被摧毀的台共基地，台共組織已近乎全部瓦解。[4]呂赫若
呂赫若（1914年8月25日－1951年），本名呂石堆，筆名呂赫若，生於日治台灣臺中廳葫蘆墩支廳潭仔墘區（今台中市潭子區），小說家，台灣共產黨黨員，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據說呂石堆之所以用呂赫若為筆名，是希望自己成為如朝鮮作家張赫宙（장혁주）與中國作家郭沫若一樣的左翼創作人士，於是分別取其兩字。
生平
呂赫若出身地主家庭，因此接受新式教育與新式思想，在1934年台中師範學校（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畢業後，出任新竹州峨嵋公學校老師，於1935年發表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而成為文壇矚目對象，被譽為「文學天才」。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作家之一。1940年呂赫若前往日本學習聲樂，1942年回到台灣並且加入張文環的《台灣文學》擔任編輯，後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方面也頗有造詣，而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不過他還是最鍾情於文學的創作；二戰結束之後，呂赫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但不久後便出任《人民導報》記者，挖掘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的黑暗面。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轉向社會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主編中共地下黨機關刊物光明報之外，並且開設由中共地下黨員直接領導的大安印刷廠，印製社會主義刊物與宣傳品；1949年呂赫若出任北一女中音樂教師，8月爆發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光明報》創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及同校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判刑，涉及本案的台灣大學相關師生也被逮捕，而參與《光明報》編輯工作的呂赫若也因此開始逃亡，不久之後前往臺北縣石碇鄉鹿窟等基地活動，史稱「鹿窟基地案」。之後在1951年於鹿窟基地死亡，確切日期與死亡原因不明，其遺孀蘇玉蘭表示有人說呂是被毒蛇咬死，但也有人說是同伴怕呂赫若出來自首而搶先槍殺呂，之後鹿窟基地遭國民政府圍剿，呂赫若的屍體一直未被找到。[1] 根據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書中的李石城訪問記錄， 李石城表示呂赫若是1950年農曆5月23日遭蛇吻而過世 ，由其姊夫蘇金英與陳春慶共同埋葬。 [2]
身後的手稿及書籍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悉數掩埋於家前的荔枝園，僅有一本日記（記錄昭和17－19年）因為詳實紀錄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傳世。
呂赫若的作品以反對封建與家庭的病態為主要創作對象，但是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題材也是比較特殊的。其中《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談》、《女人心》等作品，特別能反映時代、描繪出當時女性與殖民地人民受壓迫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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